但只要土地私有制还存在一天，那么地方上豪强发展的速度就不会慢下来，甚至随着承平日久，这些地方豪强勾结当地官府，拉拢官员，发展速度反而会更加惊人。
这也是朱元璋为之烦恼的原因。
之前他还限制过地方富户兼并土地，但现在看来显然效果不那么明显。
既然从制度上来文的不行，目前看来老朱就只有来武的一招了。
这也是郭桓案爆发的背后原因之一。
一方面打击那些出身地方豪强，为豪强服务的官僚集团。
另一方面则是要打击地方豪强本身，大规模地削弱他们的实力。
朱檀一开始还没有想通这一切。
但是现在，随着老朱对郭桓案的坦白。
一切才清晰起来。
朱檀没有直接回答老朱的问题，而是笑道：“其实，对于豪强的抑制，历朝历代都在做，儿臣以为，可以参考前代措施，形成我大明如今的制度！
譬如汉朝，汉武帝实行了迁茂陵令，规定地方豪强必须迁徙到长安居住，从而有效抑制了他们的发展。”
朱元璋点点头。
这件事，他也在做。
而且规模做得比汉武帝当年只大不小。
光是迁往凤阳的江南富户就高达14万人。
朱檀道：“到了唐朝的时候，为了维护稳定，实行了均田法和租庸调制，一方面，那时候的土地基本为国有，从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。
而租庸调制与之配合，从而让百姓缴纳田税和服徭役。
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，地方豪强是很难发展的。
毕竟，土地都是国家的，百姓也很难因为丧失土地而受到豪强的盘剥，从而导致富者愈富。
当然，均田制最终难以为继！
一方面是因为唐朝也有土地私有制，大量的权贵，利用手中的特权不断侵占土地，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，朝廷所拥有的官田也很难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制度，最终均田制还是破产了。
土地无可避免地集中到部分豪强手中，随着土地兼并的快速恶化，最终导致了唐朝矛盾的大爆发和灭亡。”
朱元璋皱眉道：“这一点，咱也做了！洪武元年，咱就发布了诏令，耕者验其丁力，计亩给之，使贫者有所资，富者不得兼并，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，而转令平民佃种者，罪之！
不但如此，咱还在洪武五年作了铁榜九条申饬公侯，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！”